帮人撰文、写字、作画而秉承酬金，严厉说起来是从大秦开端。
《史记》中载：吕不韦招集食客编撰《呂氏春秋》，书成后悬于城门前，称有能增减一字者，奖予千金。
这种以重金赏格请人做文字批判的方法，大约也就相当于今日的约稿。
到了汉朝，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幽居在长门宮，孤单忧虑烦闷，整天以泪洗面。某天她传闻成都人司马相如写得一手文章，就奉以黃金百斤，请司马相如写了一篇《长门赋》，聊作消愁解闷之辞。
而古人都比较矫情，给酬劳也不明着说，仅仅很谦让地称“为相如、文君取酒”。其实司马相如这人有糖尿病，酒也无法任意地喝，何况他老婆便是开酒吧的，即便夫妻俩的经济独立，他要个VIP卡以成本价消费酒水也必定没问题。
百斤黃金大约已足以让他喝一辈子的酒。
唐朝的时分，民殷国富，文明优胜，人们的脑子都很活络，也很会经商。
例如有笔记野史载，唐肃宗年间，在唐玄宗勒死杨太真的马嵬坡，有个路旁边鸡毛小店的老板娘在一株梨树下拾到了一只不知谁遗留下来的锦袜。经过南来北往的过客有板有眼地播送，这只奥秘而香艳的锦袜很快就名声在外，不少人景仰前来，出一百钱赏玩一次。老板娘很快就由此而奔了小康。
之所以举这个彻底无关的比如，是想从旁边面阐明历史上最为富足的唐朝，商业活动是多么的活泼。偏远的咸阳之西如此，富贵的东都西都两京，也就可想而知了。
唐代京城大书法家李邕便是个十分长于进行价值交流的人，除了书法好之外，他还拿手编撰碑铭，朝中的名门世族和各地的寺观，都争着以优厚的酬劳请他编撰碑铭。以至于其时的人都共同以为，自古以来卖文获利者，没有谁比得了李邕。
李邕碑铭书法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李邕身后，韩愈也是不遑多让，刘禹锡说他：“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可见韩愈的稿酬规范是十分高的。
韩愈有个叫刘义的朋友，有次眼红韩愈写书法碑铭挣钱，拿了韩愈的数斤金子走，还理直气壮地说：“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刘某喝酒。”对此韩愈只能是干笑两声，强作大方赠送之，没有一点方法。
裴度碑铭书法
后来，曾为宰相的东都留守裴度重修福先寺，让手下皇甫湜编撰碑铭，写完后重赏了他。可皇甫湜却不依不饶：“碑铭有三千字，恩赐与字数折算起来，底子就算不了什么，何以对我如此尖刻？不可，最起码得给我每个字三匹丝绢。”裴度大笑，不便是钱吗，其他没有，我穷得就只剩余钱了。于是以九千匹丝绢作为文酬，赏给了皇甫湜。
柳公权《玄秘塔碑》
与此同时，闻名书法家柳公权也在积极地开辟着自己的事务，并逐步做大做强，终究成为了最大的书法作品供货商，拥有着极为宽广的商场。
比如朝中有大臣死了，碑铭假如不是柳公权写的，外人就会以为是这家的后代不孝，舍不得花钱；凡有外番小国的青鸟使前来长安进贡，都会另带着有不少托买柳书的钱，要不然就会有被人说没文明的风险。
工作一旦开展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很难就此做出客观的点评来。那时分也没有税务组织和产业申报准则，谁也无法知晓柳公权终究赚了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