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心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岷先生在四川大学“我国史青年沙龙”上的讲话，汹涌新闻经授权刊发，文稿经主讲人审定。
崔岷教授
我的讲演标题是《“以乡绅半涉官事”：咸同年间的团练大臣与当地权利结构》。这儿的一个要害词便是“团练大臣”。我先简略地就团练大臣的基本情况和既有研讨中的奉献和缺乏做一介绍。
一、团练大臣的既往研讨
咱们咱们都知道，嘉庆年间打压白莲教起事时，清廷就曾发动绅士组成团练，但那时多是部分的发动。到咸同年间，办团练成为简直广泛各省的一个空前程度的社会发动。太平天国发源于广西，广西其时便是通省处理团练。太平军从广西向北经湖南、湖北沿长江东下开展，“通省行团”的办法就被推行到华中、东南、华北各省。按孔飞力的观念，我国进入一种清代以来史无前例的军事化年代，对尔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经过孔飞力等人的研讨，咱们基本上得出关于团练的整体形象：团练是官府借以完成社会操控的力气，被用来抵挡暴乱，康复当地社会秩序；一起又因其当地主义倾向，而成为社会操控的目标。可是目前为止，有一个问题相对来说仍是比较单薄，即作为顶层规划的清廷团练处理形式，还没有遭到充沛的重视。
接下来我要谈谈团练大臣的问题。兴办团练，需求非同小可的发动和资源整合才能。但在传统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处理形式下，当地官无暇也无力遍赴四乡，所以清廷在咸丰初年决议向在籍绅士寻求帮忙。
在籍绅士是指因致仕、丁忧、养亲或撤职而于原籍寓居的上一任官员，显着比那些有功名但一向未任官的一般举贡生监有更高的社会位置，影响力往往逾越一县，甚至大于一府甚至全省。实践上清廷委任在籍绅士处理团练，便是根据其“既于当地景象了解, 而人望所系, 照应尤灵”的优势，而这是当地官一般所不具备的。
1852年6月到1855年5月，清廷先后向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14省连续委任了290余位旨在帮同当地官员处理团练防剿的在籍绅士，期望经过发动这些在籍绅士，整合他们和当地官员各自的优势和资源，迅速将绅民安排起来阻挠太平天国实力的扩张。这些在籍绅士其时被非正式地称为“团练大臣”。
实践在官方文献里，团练大臣一词直到1860年才开端呈现。不过民间早已开端把1852年开端委任的在籍绅士称为“团练钦差大臣”、“团防钦差大臣”。为了研讨便利起见，咱们无妨可以把1852年到1855年委任的近300位在籍绅士称之为团练大臣。
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不少中外学者的研讨都触及到团练大臣，但他们没有打开史实建造，基本上仅仅提出自己的观念，且都是从属于湘军研讨、团练研讨、绅士研讨甚至于村庄社会研讨。最早的是1939年罗尔纲的《湘军新志》，1949年美国学者梅谷在《亚洲研讨杂志》上宣布的一篇论文，60年代萧一山、萧公权以及孔飞力的重要著作都对团练大臣有所触及，却都不是专题研讨。
21世纪以来，虽呈现若干以团练大臣为题的实证研讨，但触及的问题仍非常有限。咸丰初年到同治初年大概有12年的时刻，团练大臣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至少以下几个问题都需求深入研讨：一是团练大臣究竟怎么办团和指挥团练防剿，二是清廷团练大臣战略的演化进程，三是团练大臣与团练抗官现象的联系。
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暴乱及其敌人》
二、从曾国藩“几为所戕”谈起
1853年1月8日，清廷委任在籍丁忧的上一任礼部侍郎曾国藩帮同处理本省团练村民，代替此前委任的另一个在籍绅士罗绕典。罗绕典是清廷委任的第一位团练大臣，后被录用为署理江苏巡抚。曾国藩授命之前，已有江西在籍绅士陈孚恩授命处理江西团练。所以说曾国藩其实便是第三位团练大臣。
1853年10月左右，曾国藩给湖广总督吴文镕信中说到：“腊月十三奉到帮办团练之命……遂驰抵省门，厕身于不官不绅之间”。这是他的自我倾吐，他的位置很无法很为难。
曾国藩自1853年头开端组成并练习“湘勇”后，就逐步跟长沙的绿营发生敌对。由于在太平军面前节节溃退，曾国藩其时对绿营将领适当鄙视，唯一对勤勉英勇的都司塔齐布较为赏识。塔齐布也对曾国藩的喜爱报以尊重和遵守。不久两人便将各自带领的绿营和湘勇兼并，一起练习。时值暑热，长沙协副将清德以为此举违反了湖南绿营盛暑停操的常规，故而对曾国藩非常不满，“忮恨刺骨”，稍后又向提督鲍起豹“媒孽其短、百端构煽。所以文武不好，兵勇不睦之象逐步成矣”。到八月初四日（9月6日），绿营与练勇之间发生了剧烈抵触。曾国藩本想对带头捣乱的绿营士卒治以军法，不料“咨文甫出，而有初六（八月初六，1853年9月8日）之变，破坏馆室，杀伤门丁”，作为团练大臣的曾国藩也“几为所戕”。
曾国藩的遇险并不是一个偶尔事情，在团练大臣中其实很具普遍性。曾国藩的老友毛鸿宾，于1853年4月被委任处理山东团练。1859年毛鸿宾逝世，曾国藩为其子编著的《毛尚书奏稿》所做序文里说到，安徽官员吕贤基本是工部侍郎，也是在1853年头奉旨回籍处理团练。当太平军攻击舒城时，吕贤基向按察使等当地官员求救，却一向无人出手，终究殉难。吕贤基和本身的遭受让曾国藩回想起来时，仍“心有余悸”。
1882年，曾做过曾国藩七年幕僚的薛福成写了一篇文章《叙团练大臣》，以为咸丰初年委任的许多团练大臣中只要最早委任的罗绕典和陈孚恩因在任时刻较短而与当地官员共处较为调和。清末陕西维新名士刘光蕡写过一篇文章叫《团练私议》，提及在其时面对着列强分割要挟的局势下，有门人问询当年太平军鼓起时，朝廷委派了许多团练大臣，今天能否再次运用这一办法？他说不行，由于此举是“头上安头，伏官绅相决之端也”，即有当地官就不能再有团练大臣。刘光蕡以为咸丰年间“各省均有团练大臣，有利无弊者，仅一湖湘，他则好坏半之”，并判定若曾国藩不率勇避走衡阳，而是一向留在长沙的话，“岂更无鲍起豹其人者出于龃龉”？
崔岷著《山东“团匪”：咸同年间的团练之乱与当地主义》
三、“正式权利”的外移：咸丰年间办团形式的演化
接下来我将大致依照时刻头绪，把咸丰初年清廷差遣团练大臣的布景到咸丰十年正式颁发“督办团练大臣”头衔的进程做一个整理。
嘉庆年间打压白莲教起事时，清廷的团练处理形式是所谓的“官办”。不光由官府供给办团经费，当地更是事必躬亲，亲自办团。但道光年间，团练官办的形式坏处渐生，不时呈现官府以办团为名打扰当地的景象。太平军兴后，为防止当地官独自办团的坏处，加之这一次需求空前规划的社会发动，清廷决议启用在籍绅士，期望整合官、绅各自的优势。这儿说的“正式权利”的外移，即指办团的权利从当地官员手里外移到本来只具有“非正式权利”的在籍绅士手中。
其时清廷在办团上谕中屡次着重，期望在办团问题上当地官员和团练大臣能精诚协作，“官绅联为一体”。官员觉得：嘉庆年间打压白莲教起事的转折点便是办团练，现在派团练大臣整合官绅互相的优势资源，应该没问题。但在实际中却呈现许多官绅“不好”的现象，致使团练的效果一向不能到达人们的预期。
所以1856年清廷开端做第一次调整。其时军机大臣文庆主张抛弃团练大臣，回归嘉庆年间当地官独自办团的形式，提出了处理团练“任绅不若任官”的观念。清廷随即采用了文庆的这一主张，预备在与太平军抢夺比较剧烈和局势重要的十个省份实施“任官”办团。详细计划是“以按察使及各项道员均兼督办团练衔，知府直隶州知州兼处理团练衔，统率州县实力团练”，即撇开了在籍绅士，从头由当地官独自办团。
但吊诡的是，十省督抚接到上谕后并未积极响应，只要五个省拖拖拉拉地连续覆奏，别的五省则一向不见回音。分明与团练大臣不好，却不太期望抛弃团练大臣。这一情绪让清廷很是意外。山东巡抚崇恩的覆奏比较有代表性，他以为当地官独自办团有两大困难，一是当地官没有满足精力，二是山东吏治损坏，当地官的操行很难让人对办妥团练抱有期望。终究，“任官”计划不了了之，而此上一录用的那些团练大臣持续在当地办团。
1860年春，又呈现了一个转折点，促进清廷再次调整办团形式。其时江南大营第2次被太平军炸毁，随后江浙一带清军纷繁溃退，清政府的打压举动遭受严峻的危机。清廷在赶紧军事布置的一起，也企图更好地发挥出团练的效果。有官员就提出，之所以此前团练效果欠安，就在于团练大臣的权利还不够大，在办团进程中总是遭到当地官员的掣肘，因此欲改进团练效果，就要进步团练大臣的权利。随后，清廷出台了新的团练大臣方针，向战况最为剧烈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川以及地形要害的直隶、山东以及河南三省，总共八个省，委任了九位（江苏二人，分江南、江北）初次具有正式头衔的“督办团练大臣”。
这一次清廷委任的“督办团练大臣”每省仅设一人（江苏二人），由其总揽一省团练业务。其下又有“帮办”、“分办”和“差委”人员，便构成了一个与当地官僚体系相平行的“团练大臣”体系。这样，“团练大臣”便从此前数年的各自为营开展为具有层级特征的权利安排。
1860年的“督办团练大臣”与1852—1855年那批奉旨办团的在籍绅士在权势上有显着不同，标志着团练处理形式从“官督绅办”转变为“绅督绅办”。之前委任的近300位办团在籍绅士任务均为帮忙当地官员处理团练，“即或职分较大，总之督抚统率”。他们未被清廷颁发任何头衔，若自视钦差，多半会引起当地官员的忌恨。各省办团在籍绅士少则十余人，多则数十人，别离担任一片区域的团练业务，互彼此不统属，甚至“各自为营”。这一景象不光使其本身权势有限，还或许影响办团效果。
相比之下，“督办团练大臣”为清廷初次针对办团在籍绅士建立的头衔，字面上即已从此前的“帮办”晋级为“督办”。这一头衔使得9位在籍绅士成为当之无愧的钦差大臣。他们总管一省团练防剿业务，以司道府等当地高级官员为帮办，“上可与疆吏商酌”。并以此前委任的在籍绅士分办各府县团练，“下可与绅士谋划”。此外，来自清廷的赏加职衔（如兼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又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权势。“督办团练大臣”建立后，一省内的许多办团在籍绅士有了一起的领导者，然后使一致布置和协调一省之内的团练防护及经费筹措成为或许。
四、督办团练大臣和当地大吏的事权之争
清廷以为经过进步团练大臣的权势可以防止当地官的掣肘，然后改进团练效果，更好地发挥其“御侮”功用。但是，这一举动却引发了官绅之间在更高层面的权利抵触。这一部分讲的便是督办团练大臣跟当地大吏的事权之争。
曾当过知府的王应孚对咸同年间的团练问题有许多考虑，其间他的《团练论》被收入到《皇朝经世文编》。这篇《团练论》便说到1860年录用的督办团练大臣和当地大吏之间的深入敌对和影响：“团练之使（督办团练大臣）与疆寄之臣，其权相埒而不相下，则不能无定见，有定见则不能无对立，所以当地之事转以废弛”。
关于督办团练大臣和当地大吏的事权之争，其时河南、山东、浙江三省的景象恐怕最有代表性。三省的“督办团练大臣”毛昶熙、杜 和邵灿与巡抚之间不光难以完成清廷要求的“同心协力”，反而“无不各存定见，互相猜嫌”，致使两边均感“事权纷歧”。两边的“事权”之争突出表现为对当地财路的抢夺，正如发生在浙江、河南的团费与兵饷之间的竞赛以及山东环绕团练抗税构成的敌对。薛福成《叙团练大臣》一文中就说到，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杜 “隐挠官吏之权，致使弱者抗粮骄傲，强者揭竿而起”，这儿“抗粮”和“揭竿而起”的便是团练。我在上一年出书的小书中就谈到山东团练怎么转变为“团匪”，其间杜 的效果甚大。光绪年间的山东巡抚张曜安排编纂的《山东军兴纪略》说到杜 承受皇帝召见后回来山东，从德州入境时遭到数万团练的夹道欢迎，旌旗蔽日。实践上杜 便是其时山东团练的保护伞。他就任今后，山东团练抗官抗粮的现象显着增多。其时率军在山东打压捻军的僧格林沁便为此上奏弹劾杜 助长了团练之乱。
督办团练大臣与督抚间的事权之争不光令团费和军饷筹措陷入困境，然后严峻搅扰了打压太平天国的举动，并对当地公务的处理多有阻碍，致使督抚发生本身权利被稀释甚至“尽侵官权”的惊惧。由于两边事权之争对团务、军务和当地处理均构成损害，一致事权遂成为咸同之际清廷表里的激烈呼声。
在浙江、山东的督办团练大臣别离于1860年12月和1861年１月因与巡抚敌对被裁撤、又阅历“督办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与河南巡抚的抵触后，至1861年11月，侍讲学士颜宗仪和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先后发问，批判督办团练大臣“处理年余，曾无一效”，奏请将剩下的几位悉数裁撤“以一事权而节糜费”。在此景象下，清廷先后将直隶、江西、江苏和河南的督办团练大臣撤回，并将各省团练 “统归官为司理，以一事权” 。至此，1860年实施的督办团练大臣形式被清廷完全抛弃，嘉道年间的“官办”形式得以重生。
五、当地权利结构的变化
从上述景象可得出一些开端的定论。自1799年为打压白莲教起事而大规划办团今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清廷的办团形式阅历了从“官办”—“官督绅办”—“绅督绅办”—“官办”的轮回。办团形式在官绅之间迟疑的背面，是清廷为完成“官绅联为一气”、最大极限地发挥团练成效而不断调适官绅联系的尽力。在实践中，每一种办团形式均存在问题，清廷终究抛弃在籍绅士而将团练改归“官办”，是由于一向无法处理两边在办团进程中发生的对团务、军务以及一般当地公务均构成严峻波折的“事权”之争，在权衡轻重后终究屈服于来自官僚体系的压力。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咸丰初年以来清廷使用在籍绅士加快社会发动、强化社会操控的尽力终究失利。
团练大臣在当地社会十余年的存在改变了传统的当地权利结构。奉旨办团的在籍绅士相同被清廷赋予了纳税（筹措团练经费）和治安权，然后与当地官员构成了两个互相平行、均具有“正式权利”的体系。在清廷一向未能清晰区分两个体系权利边界的景象下，团练大臣为使用当地资源而不行防止地进入当地官员的权利空间，然后在当地权利结构中传统的南北极——官和绅之外，成为介于官绅之间的第三极，当地权利结构便从当地官员和绅士协作共治的二元结构转变为当地官员、团练大臣和绅士三方共治的三元结构。
但这三种力气不是一种对称的三角联系，由于绅士的身份认同和当地观念，团练大臣很自然地成为团长、团总等团练首领的保护者，会更接近绅士，然后构成团练大臣与绅士联合抗衡官府的态势，然后助长了咸同年间以团练首领为主体的“绅权扩张”倾向。
虽然清廷在官僚体系的压力下挑选了抛弃在籍绅士，但清楚明了的是，在社会结构没有底子变化、当地官僚体系依然难以独自完成社会发动的情况下，一旦王朝安危再度紧急，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在籍绅士仍将被清廷寄予厚望，官绅协作的办团形式仍将连续。事实上，在随后的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故期间甚至辛亥鼎革前夜，在籍绅士无不再受清廷起用以领导办团，提醒出王朝面对危机时当地上层绅士关于社会发动的特别含义。其间，国家与社会均在逐步向现代转型，变革与革新竞相引领政治走向。于此布景下，不光绅士阶级开端向现代转型（呈现绅商、知识分子），社会发动亦从“传统型”逐步向“现代型”过渡。如此，则清廷怎么完成这一进程以及咸同年间官绅敌对是否为其供给了可资学习的经历，恐怕均需加以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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