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康翔宇实习生周瑞娟张梦娇
2019年即将过去，回顾这一年，身边的朋友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每次采访的考古，是不是也有跟小说里、影视剧中所描述的那类奇闻异事啊？
而我的回答一直是，考古是一门严谨、严肃的科学。通俗一点说，只要是考古人员从地里挖出来的，就一定有科学的解释，假如没有，那也只是暂时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考古之于普通人，确实专业性太强，且不说那些专业术语、文化类别等，就像罍、斝、簠这样的字，很多人都不认识。
不过，社会公众对于考古的好奇心和兴趣度一点也没有因为这些原因而减弱，相反，随着最近几年文化复兴、文化自信等大环境的影响，考古的关注度逐年上升。
因此，公众考古就变而特别的重要了。如何将每一次的发掘、发现，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且简单易懂的方式传递出去，让公众正确地认识考古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消除公众对考古的一系列误解，也逐渐成为目前所有考古人员需要仔细考虑的一项课题。
而今年的河南考古年度盘点，我们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总结6个河南考古之“最”，将这一年来一些重要的、有趣的或者有争议的发现及成果展示出来。
南阳黄山遗址：最富的史前氏族
南阳黄山遗址出土的玉器
黄山遗址早在1959年就被发现，遗址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因为曾出土过一把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玉质生产工具——独山玉铲而轰动一时，该遗址也因其丰富的内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5月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黄山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
在今年4月黄山遗址举行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曾到过这个遗址，那个时候就已清理出屈家岭文化墓葬26座、瓮棺葬46座，并且其中数个墓葬都陪葬有猪下颚骨，数量从几个到几十个不等。黄山遗址项目负责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众考古与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马俊才在当时就曾说过，猪下颚骨在那个时期是财富的象征，陪葬猪下颚骨的多少能够反映出墓主生前的财富等级。
“4月的时候，我们发掘的墓葬里猪下颚骨最多的只有30多个。而最近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大墓，还有它的一个陪葬坑，猪下颚骨的数量非常多，目前我们还没有数清楚，预计加起来至少得有300个以上。”马俊才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这个大墓陪葬的猪下颚骨数量，“目前来看，可能是全国范围内最多的。”
在西北，特别是关中、山西、山东、河南、湖北还有东南方的一些省市的考古中都曾发现有猪下颚骨陪葬的风俗，整个新石器时代都有它们的身影。但是能够明显地体现出葬制等级和墓主富有程度的，主要分布在汉水的中游以及南阳盆地，而黄山遗址恰巧就在这个区域。
据马俊才介绍，猪下颚骨的具体用途，目前考古界认为有护身符、图腾物、战利品和祭品。“我们看还是作为一种随葬品，墓主把他生前所消耗的猪的下颚骨都留下，保存起来搁到墓葬里面，代表他的富有程度。权力越大他攒下来的这些下颚骨就越多，也证明他越富有。”
“我们也曾请国内知名的动物考古专家来看过，这些猪下颚骨具有典型的家猪特征。另外我们确实没有在遗址内发现有任何关于猪圈或是饲养牲畜方面的遗迹，因此我们推测，如此数量巨大的猪，可能都是这个聚落利用他们制造的玉石器交换而得来的。”马俊才和记者说，黄山遗址本就是一个大型聚落，可以认为是当时这个区域内一个玉石器生产的中心，能够利用交换控制如此多的猪，“一是能够侧面反映出这个聚落在当时的生产力是很强的，另一方面也能够说明这个聚落的首领可能具有非凡的政治领导力”。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发现猪下颚骨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马俊才推测，整个遗址目前所发现的猪下颚骨数量应该已经超过500个了，“一个下颚骨就代表了一头猪，在那么一个肉食来源匮乏的年代，一个氏族拥有如此庞大数量的猪，你说他们是不是最富有的呢？”
郑州商城遗址：最萌的商代玉龟
当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工作站内看到这个小玉龟时，不出所料地被“萌了一脸”：约8厘米长、6厘米宽，通体碧绿，小巧可爱，像极了我们日常所见的乌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工作站站长杨树刚指着这只小龟对记者说：“你看它背部还能清晰地看到龟壳的纹路，而且你看它的四周还有代表四肢的花纹。”
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玉龟
其实，这已经不是郑州商城第一次发现类似的“乌龟”了，杨树刚和记者说，在郑州商城早期的发掘中，曾发现了一个陶制乌龟，“比这个玉龟要大一些，背部龟壳的线条隆起得更加明显，花纹也更加写实，放在那一眼看上去就和我们现在的乌龟没什么两样。”因此，杨树刚推测，雕刻这些“乌龟”的工匠，是照着真正的乌龟，“仿生雕刻出来的”。
杨树刚和记者说，这个玉龟之所以珍贵，一是因为整个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玉器也不过10件，“而且你看这个龟的嘴部，有一个贯通的穿孔，我们推测它之前应该是被人佩戴在身上的玉佩”。杨树刚指着玉龟嘴上圆圆的小孔说，能够如此精确地在这么小的位置进行规整的穿孔，可想而知当时玉器制造的工艺已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另外，杨树刚就这只玉龟也提出了一些疑问，从商代的龟板占卜，到考古发掘出的各种乌龟造型的器物，包括这只玉龟，是否为我们展示了商代先民对于乌龟这种动物的一个认识过程。杨树刚举例说，商代墓葬常见的殉狗，“为什么墓葬里要放狗而不是狼？在当时人们可能就已经把狗当做是人类的好朋友”。而对于这只玉龟也一样，乌龟在现在通常被认为是长寿和通灵的代表，“而在商代用乌龟祭祀，包括将乌龟佩戴在身上，都说明在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乌龟的这些属性，那么这个认识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说到这只玉龟的发现，杨树刚回忆，2018年，郑州工作站开始了对东里路的一处遗址进行发掘清理工作，“这个遗址位于郑州商城宫殿区的边缘位置，发掘工作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到2019年年初，一个祭祀坑在这里被考古人员揭露出来，这只玉龟和数件完整的陶器、一件原始瓷器和一件玉璧安静地躺在坑里。“我们在这个区域发现了不少高等级的祭祀性遗迹，也因此我们现在要重新思考，之前所划的宫殿区是否准确。”
而这只玉龟究竟是本地自产还是外部交流而来，它的玉产地在哪里目前都还是未知，“我们下一步计划找一些玉石器方面的专家来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希望可以提取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杨树刚说。
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最引人瞩目的出土物
关注河南考古的朋友们对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应该并不陌生。作为河南省与蒙古国合作的考古项目，同时也是中国考古队首次在蒙古国开展的匈奴贵族墓葬考古项目，在2019年6月至7月，中蒙联合考古队顺利完成M189号墓葬的发掘，并出土了一对引人瞩目的出土物——鎏金银龙。
中国河南省与蒙古国合作的考古项目高勒毛都2号墓地出土的鎏金银龙
“大概八九厘米长，分别位于外椁棚板上部人骨身下和椁内，造型基本一致。”担任本次发掘项目中方执行领队的周立刚和记者说。这一对鎏金银龙呈现鳄鱼状嘴，兽身飞羽，颈部上下各有翘起的鳞片。龙的尾部、身上鳞片均为焊接，其中一件尾部缺失小部分，尾部下垂部分底部有平面，“可能是用于粘接”。尾底与四足不在一平面上，构成一弧形。据此推测龙应该是粘接在某器物侧面作为把手的。“之前蒙古方面也曾在其他匈奴墓葬里发现过雕刻有龙形纹的器物，包括我们也曾在西汉时期的壁画、石刻等发现有形象相似的龙，但是像这种单体龙形式的器物在同类墓葬中还是首次发现。”周立刚说，这个鎏金银龙哪怕是在中国同时期遗存中也十分罕见。
而在12月初，美国考古杂志《Archaeology》公布的“2019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蒙联合考古队完成的“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2号墓地”项目名列其中，也让这一对鎏金银龙再一次被世界所瞩目。
灵宝城烟遗址：史前最先进的陶窑
灵宝城烟遗址发现的陶窑
仰韶文明以其独特的彩陶文化而闻名于世。那么，既然是陶器，一定就会有烧制陶器的场所——陶窑。2019年4月至11月，在灵宝市川口乡城烟村南，地处秦岭东段山前的洪积台地上，随着一处仰韶早期遗址的发掘，一个以制陶为业的聚落揭开了面纱。与众不同的是，这里发现的26个陶窑中，有一个保存完好，堪称同时期“最先进”的陶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灵宝城烟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魏兴涛和记者说，这个编号为Y30的陶窑为竖穴式升焰窑，操作间、窑室保存较完整，窑室底部一周有11个圆形火眼，是迄今发现保存最好的仰韶早期陶窑。“火门、火膛、窑箅、火眼、窑顶下部等部分一应俱全并且保存完好，陶窑本身也有操作场地，我们还发现了用来制作陶器的陶泥块，经过淘洗，发现它的质地非常细腻。”
魏兴涛和记者说，之所以说它先进，是因为以往仰韶早期陶窑发现较少，形制小，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大多为横穴窑，火利用的效率较低。Y30形制较大，为竖穴升焰窑，结构合理，火利用的效率较高，代表了先进陶窑的形制。“相比于更早的仰韶初期或是裴李岗时期的陶器，火利用的效率提高既能够提高生产的效率，而且生产出的陶器质量也更好，质地更坚硬。”
而窑箅这个构造，学术上认为其普遍出现于龙山文化、商、西周时期。虽说早了2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早期陶窑也有这个结构，但却十分罕见。因此，城烟遗址内Y30这处陶窑，能够说是当时制陶先进工艺的代表。
济源柴庄遗址：最惊悚的商代祭祀
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祭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尤其是在商代，利用牲畜和俘虏进行祭祀是十分流行的做法。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将祭祀活动按照场地和形制的不同，分为了“社、示、坛、坎”四类，而其中的“坎”，指的就是将人或是牲畜放在坑中祭祀的方式。
在有关于“坎”的甲骨文中，有一个字显得格外惊悚。“你看这一个半椭圆的，就是一个坑，里面的这个图形，是不是像是一个跪在地上、双手交叉放在身前的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济源柴庄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梁法伟指着一张图片说，“这个形象的人祭，我们今年就在柴庄遗址发现了一个，可以说与这个甲骨文一模一样。”
位于济源市的柴庄遗址，总体面积30多万平方米，是一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中期的一个聚落遗址。
在遗址中部的商代晚期聚落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处墓葬区，一个夯土基址，数个牲畜祭祀坑和一个人祭坑。
“我们发现这个坑的时候，里面就只有一具人骨，保存比较完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他是呈跪姿，双手交叉放在身前，并且没有头颅。”发掘现场负责人王豪说，人祭在商代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在殷墟、郑州商城以及偃师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等夏商遗址中都曾发现有不少人祭的现象，但柴庄遗址这个人祭坑，却与那些都不太一样。
不同之处在于，之前考古发现的人祭现象，多为躺姿，或是完整人骨，或有残缺，也有不少是只有头颅或身体的某一部分。“但像这样呈跪姿，并且能够与甲骨文中的字形对照上的确实非常少见。”
梁法伟说，虽说在考古中很少见这样的形式，但既然在甲骨文中有所体现，那么这种形式的人祭一定是在当时普遍存在的，“其他地方肯定也有，只是目前发现数量极少”。
周口时庄遗址：最捉摸不透的圆形遗迹
翻看媒体之前对于周口市淮阳时庄遗址的报道，有这样一句话：“区域内由几个圆圈所组成的遗迹，经初步判断，可能是古时的粮仓。如果判断无误，这是目前知道的最早的粮仓之一，也是整个先秦时期罕见的粮仓建筑之一。”
在河南省文物考古院副研究员也是这个发掘项目的负责人曹艳朋看来，这个距今4000多年前、面积2.4万平方米，区域内有各种形制的圆形、长方形遗存的龙山文化遗址，让人有些“捉摸不透”：“对于这些圆形遗存的性质，说是粮仓也好，说是祭祀也好，现在没有特别的依据，一切都只是在推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鹏所著《偃师二里头遗址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对于曾在偃师二里头发现的与时庄遗址非常类似的圆形遗迹的性质已经定论。曹艳朋介绍说：“杜先生把二里头的这类遗存定性为祭祀遗存，叫祭坛，所以有一部分学者也认为我们这里也是祭祀性遗址。”
不过有另一部分学者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都以为这里有很大的可能是一处仓储类遗迹”。曹艳朋解释说，仓储类遗迹涵盖宽泛，住房、盐仓、粮仓等都属于这类遗址，“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运用考古学的手法，进行了排除”。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更倾向于，这里曾是一个储存粮食的场所。
前段时间偃师商城轰动一时的“国家粮仓”，“和山西东下冯遗址曾发现的那些圆形遗迹，在外观、平面形状和大小等方面几乎都是一样的，有考古专家研究认为东下冯遗址的这类遗存就是粮仓。”所以曹艳朋认为，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说，从考古学角度，“时庄这个有可能也是粮仓”。
(本版图片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