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艺术风格和艺术现象的发生，都离不开其前史环境。何绍基书法风格的构成，也不是偶尔的，是清代碑派书法高度开展的连续。碑派书风在清代的开展，阅历了从汉隶到篆书再到楷书、行书的改变轨道。
在碑派行书的开展过程中，则阅历了从汉碑行书的探究，到中后期颜真卿行书的盛行，再到魏碑行书的敞开三个阶段。“碑”和“帖”怎么结合，怎样融合得天然而有风格，这是清代书家一直在探究的路途。
清初书法一方面连续着明代帖学一脉，另一方面因为学者对金石学的研讨，碑版日益遭到人们重视，碑学鼓起后，逐步改变了人们的书法观念，以致构成帖学陵夷、碑学昌盛的局势，书法史上的碑本两脉格式在清初彻底构成。明末清初书家在实践中经过吸收金石碑版意味打破纯粹的帖学相貌，成为碑派书风的开端。
清代前期的王铎作为帖学我们，其书法在重视前人笔法的基础上，特别重视著作中的“势”。王铎长于将其拓而展大，且不失精微。其结字的欹侧多变和规矩的腾掷激荡均因势而生，构成一种风墙阵马的气势。此外，他还长于用墨，浓墨、渴墨的替换运用，这是清初“破帖”书风的开端。
如果说王铎书法以“帖”为创造基点打开打破，傅山则游离于“帖”和“碑”之间，进一步向碑学方向开展。傅山继承了晚明以来重视特性抒情，脱节技巧捆绑的年代习尚，大笔浓墨，迅疾飘动。他对金石碑版有浓厚兴趣，作书常常表现钟鼎铭文和刻石中的冷僻、奇怪和奇古。最擅草书，气势绵绵，用笔环绕流通，结字奇逸纵横。
这种寻求“拙”“丑”的艺术感，和经典的妍媚书风构成明显对比，显现了新的书法审美观念的呈现，成为清代碑学开展的先导。
八大山人和石涛的书法实践是清初碑学开展的重要标本。八大山人前期学欧阳询、黄庭坚、董其昌。后又学王献之、颜真卿，并从《瘫鹤铭》中得益。其临钟繇、索靖、王羲之临习与原帖风味截然不同，改变气质，臆造发挥，神接杨凝式，晚年拙笔中锋的书法结字独特，规矩疏朗，字形和精力有激烈的“刻画”知道。
八大山人书法
石涛在师碑中快写，构成“碑行”，并以行草法掺入隶书，求得隶意，可视为金农、郑板桥等人在师碑实践中“破帖”的发韧。
石涛题跋书法
在清代前期浓郁的师碑气氛中，以康熙、乾隆时期金农、郑板桥为代表，重视特性发挥，不守成法，对其时的正统帖派构成了激烈的冲击。
金农为“扬州八怪”之首，书法尤见新异，有隶书、行草、楷隶、漆书和楷书等多种，多与其师汉碑有关。他的行书，从汉碑中溢出，运用汉碑的体势进行书写，特征明显。
郑板桥的师碑破帖实践和金农相为互应，他以篆隶之体与行草相夹，既显古拙之趣，又呈潇洒敬侧之势，板桥要“出己意”“作破格书”，与金农的知道相一致，打破了人们对刻帖的知道，并以新的审美款式呈现，这正是师碑实践后构成的。
以石涛、金农等为代表的师碑破帖实践，在康乾时期构成习尚，表现出对汉碑的多方面探究，构成了汉碑行书门户。
乾隆、嘉庆时期的邓石如是最早全面师碑并表现碑学建议的典型书家，伊秉绶等人以隶书、行书的实践为碑学推波助斓。
邓石如的篆隶书法，突出了碑学实践中表现“书写笔意”的办法，重视“碑味”的表现，和唐代以来的描画碑文的办法彻底不同，这是碑学实践的重要打破。
从清初郑簠取汉隶中的“飞动”到伊秉绶取汉隶中的“平坦”，表现了清代人对汉碑了解的深化和提炼。
但邓石如、伊秉绶内行书上探究尚不行，著作亦有不少习气，成果并不高。直到何绍基、赵之谦等人进场，才内行书的探究上有大的打破。这种打破，就是以“颜行”门户的连续为标志的。
何绍基书法
“颜行”门户经晚唐柳公权、五代杨凝式的继承，到宋代苏、黄、米等诸家的推重得以建立和发扬，明末以来，董其昌、王铎、傅山、八大山人等均遭到王派行书与颜派行书的两层影响，并因为亲疏不同而风格各异。
何绍基老友杨翰在何绍基四十五岁临《黄庭内景玉经》（湖南省博物收藏）的小楷后有这样一句话:“何贞老书，专从颜清臣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溯源篆隶，入神化境。此册书《黄庭》，圆劲精浑，仍从琅琊上掩山阴，数千年书法于斯一振。”
何绍基小楷《黄庭内景玉经》
不但其小楷如此，何氏的行书更是如此，入颜真卿堂奥，融唐碑、北碑和汉碑的办法于一体，构成何氏圆劲劲健的行书风格，丰厚了“颜行”门户的风格内在。“从琅哪上掩山阴，数千年书法于斯一振”这句话指出了从王羲之到颜真卿，再到何绍基的一脉相传而每变愈新的开展轨道。
康有为以为:
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竟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茅于咸、同之际。至于今天，碑学益盛，多收支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踥蹀伴食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是也。
其实，嘉、道之间不但是取法欧阳询，颜真卿也是书家的重要取法目标，何绍基作为“颜行”一体的代表书家，兼有康有为所说的“古学”和“今学”，他的创造，是书法中“古学”转向“今学”的代表，是以颜真卿为津梁而取得碑本结合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