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鹤间和幸先生被称为“日本研讨秦始皇第一人”。读罢《始皇帝：秦始皇和他日子的时代》（鹤间和幸著，杨振红、单印飞译，中信出书集团2019年7月版），感觉“第一人”如此，良非虚誉。自2010年开端，鹤间先生在大学开设“出土资料所见秦始皇时代”“从出土资料解读秦始皇时代”两门课，结合最新出土的资料，从头研读《史记》，极力探寻秦史的隐秘，五年后他的新著《人世·始皇帝》由岩波书店出书——看到这书名，不难推知该书的意旨，即“测验把秦始皇作为一个‘人’来挨近他的实在形象”。
从出世到逝世，秦始皇这一生错综复杂，可谓“谜一般的男人”。秦汉史专家李开元教授尝以“秦始皇的隐秘”为题，企图借用福尔摩斯那样的侦察办法，“复生被严峻误读的秦国前史，复原被前史妖魔化的秦始皇，深度解密秦史丢失的本相”。李先生在书中说“观点能够有许多，现实却只要一个”，而对其书最恰切的点评莫过于一位豆瓣书评人说的“现实只要一个，但观点能够许多”。相同是破解谜案，鹤间先生的《始皇帝》一书相同流通好读，确属浅显易懂之作，作者勇于提出新见地，而又严守学术的标准。
在笔者看来，《始皇帝》至少有两个方面（研讨办法和写作办法）示来者以轨辙，颇具启示含义。在研讨办法上，作者很注重文本“对读”，侧重实地调查的效果，还充沛运用现代科技（如卫星图画剖析）进行前史考索。这儿单说文本细读，对此作者在序言中开宗明义：
司马迁把秦始皇描绘成第一个一致了我国的皇帝——并且注定会成为“皇帝”。咱们在《史记》中见到的秦始皇形象，是日子在秦始皇身后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刻画的，和秦始皇的实在形象已经有了必定间隔。
因而，要想挨近秦始皇近五十年生计的本相，有必要对《史记》持慎重情绪。这并不是说要无视《史记》的记载，而是要逐个核实、验证《史记》中有关秦始皇记载的史料依据。……做这项作业时，最有用的办法便是活跃、灵敏地运用秦始皇时期的考古资料和文字资料。
所谓“对读”，最基本的便是搜索、重视文本差异，并运用各种方式尽或许给出合理的解说。书中有不少地方直接端出读史的疑问或途径：“《史记·秦始皇本纪》开篇就清晰说，秦始皇是秦庄襄王的儿子。可是，《史记·吕不韦传》却又说，秦始皇的父亲是东方大商人吕不韦。”（页7）“有必要从头考虑《史记·河渠书》和《李斯列传》记载的郑国是特务的说法。”（页44）“假如将《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进行对照，就会发现两者对这一事情（按：指嫪毐之乱）的记载存在着很大对立，让人不由置疑这一内争是否真的发作过。”（页47）“我一向重视《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刺客列传》对此事记载的不同。《秦始皇本纪》依据的是秦国的官方记载，暗算事情的始末和本相是高度机密，没有记载，只侧重暗算失利了。但《刺客列传》具体记载了荆轲刺秦王的整一个完好的进程。”（页62-63）“《史记》关于楚国终究阶段的记叙也前后对立，但依据出土史料《编年记》，咱们咱们能够判别《史记》记载的真伪。”（页73）“《史记》‘本纪’记事选用的是编年体，依照时代顺序排列，但很少准确到月份。……可是，出土行政文书中清晰记载年月日的却许多。若能充沛的运用这些出土史料的话，就能够知道秦始皇二十六年这一一致之年，政治形势是怎么以月为单位发作显着的改变的，从中也能够正常的看到《史记》中没有记载的新史实。”（页88）“因为《赵正书》竹简的发现，关于秦始皇之死，咱们已不能毫无保留地全面信赖《史记》的记载了。”（页169-170）“《秦始皇本纪》记载子婴是秦二世兄长之子，但《李斯列传》又说他是秦始皇的弟弟——《史记》中有一些像这样对立的记载。”（216页）
笔者诲人不倦地做“文抄公”，一方面于此不难看出作者的下手点——就《史记》研讨来说，这大约难逃“卑之无甚高论”之讥，不过，有心的读者径能够此为头绪，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能够体现作者慎重的治学情绪——就前史学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恐怕便是不妄下断语。比方，作者对秦始皇之死所作的估测便是很好的一例。依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渠道”。但细心查勘秦国的历谱，确证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并没有丙寅之日，《始皇帝》所以转而从“荧惑守心”这一地理现象下手，估测秦始皇不是死于七月，而是死于八月丙寅日（详参第七章“帝王之死”）。而辛德勇教授坚持以为秦始皇死于七月某一日，“丙寅”或为“丙申”的形讹，侧重“在没有其他强硬依据之前，无由强改‘七月’为‘八月’”，这当然是有必定道理的，但他对《始皇帝》环绕地理现象所作的文章只字不提，并且未能供给令人信服的依据，却摆出非常自傲的容貌，难免使人感到困惑。（《辛德勇读《赵正书》︱一件事 两支笔：胡亥继位的是与非》，汹涌私家前史2018年12月27日）对照之下，《始皇帝》对秦始皇之死这一谜案所作的研讨，尽管不或许终究定谳，但终归供给了一种思路，并且出语慎重——“无论是遗诏的问题，仍是前面说过的丙寅日逝世之谜，咱们都很难做出判别”；“无论怎么，咱们已为新发现的史料的魅力深深招引”——既不迷信传世文献（即使是司马迁这样杰出的史家《史记》这样巨大的作品），也不无视出土资料或许供给的新史实。
在对待史料的情绪上，《始皇帝》侧重区别秦的资料和汉的资料，并尽或许用秦的资料阐明秦的前史（此点遭到鲁西奇教师说话的启示），所以书中随处可见对秦简的运用，比方用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调查两任秦王之死（页32-35），用岳麓秦简叙说“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页77-78），用抛弃在湖南里耶古井里的秦简展现“一致”这一千秋大业的一些细节（页91-96），等等。当然，这绝不是说作者不选用汉代的史料——实际上也不或许——仅仅说作者在运用汉代史料时会慎之又慎，所以他才会一再侧重要慎重对待《史记》的记载，在讨论秦始皇的生父时特意指出“东汉时编纂《汉书》的班固乃至用吕不韦的姓称秦始皇为吕政”（页8）；在解析焚书坑儒事情时不忘提示，“把这个事情称作‘阬儒’的，是已将儒学立为王朝控制的汉人，《史记》中写作‘阬术士’”（页145）。尤值留意的是，《始皇帝》还尽或许运用不相同的史料来解疑释难，比方用东汉时编纂的《九章算术》（作者一起指出西汉初期张家山汉简也有《管用书》，岳麓秦简有《数书》，北大秦简有《算书》，于此自可看出这一史料的根由）中的一道算题来剖析“吕不韦的如意算盘”（页21）；又如，作者以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地理气候杂占》（书中不止一处运用地理气候资料）调查彗星与政治骚动的联系（参看第三章“嫪毐之乱”）；再如，作者尽力收集汉代画像石，“成果发现各地都有和《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不同的传说”（页63）。这种比方，书中比比皆是。
在写作办法上，《始皇帝》也有其彪炳之处。关于学术写作，陈垣先生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说：“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不知道。若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远太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有必要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又凡论文有必要有新发见，或新解说，方于人有用。”因为笔者阅览的是中译本，我不敢说《始皇帝》百分之百做到了，但无疑在华章的布局、叙说的节奏、翰墨的浓淡方面都很考究，值得细细品味。游逸飞先生在《鹤间和幸导读》一文中说：“《始皇帝的遗产》装备了很多精巧的文物图版，从金缕玉衣到随葬陶俑，从竹木简到画像砖，在在带给读者丰厚的视觉飨宴。本文想进一步侧重这些文物图版并非简略的插图、文字的附庸，它们是活生生的史料，带有文献未曾留下的前史消息，有必要和文字相同被细腻解读，方能从中得出新鲜的前史知道。”因篇幅所限，《始皇帝》在这方面虽不能比美《始皇帝的遗产》，但书中的各种图表相同是精心制作的，不行容易放过。
当然，《始皇帝》单个表述好像尚可进一步酌量，比方作者在在希望提醒秦始皇的“俗人”形象，他在序言中说：“相关于‘经过强权完成一致工作’的皇帝形象，一个作为普通人的秦始皇形象也开端浮出水面：他一边进行降服六国的战役，一边却对东方（六国之地）的地域文明心存敬畏。”（页vi-vii）这看似稳妥的表述却让我对“人”这个字产生了好奇心：假如说秦始皇是个普通人，那么是不是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脆弱害怕这一面才是“普通人”的人道，而降服要强便是“政治人”的人道，这样一来，“人”被分裂了，难免死板，无异于酒囊饭袋。实际上，咱们咱们都知道，凡是为人，有强壮的时分，也有脆弱的时分，咱们好像不能说他运筹帷幄横戈立马便是“秦始皇”，他喜好或敬畏东方六国的文明，便是“俗人”——对东方文明的情绪，或许也深藏着始皇帝在政治方面的考量，而不纯粹是他作为“俗人”的灵光乍现；相同的，降服六国的时分，始皇帝就没有作为“普通人”的性格了吗？
终究，编校上有一处白璧微瑕：参考文献部分，“史林挥尘：祈念方诗铭先生学术论文集”（页232），正确的书名其实是《史林挥麈：留念方诗铭先生学术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