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教育部刚刚发布的布告，2020年全国一般高档学校招生共同考试（简称高考）将延期至7月7日至8日举办。湖北省、北京市可依据疫情防控状况，研讨提出本地区高考时刻组织的定见。1977年康复高考以来，考试尽管进行过时刻调整，可是鲜有延期。
在古代我国，科举准则肩负着为国选材的使命，历史上可曾有过因故推延科举的先例？实践上，古代的确有过几回科举时刻的推移，原因也许多，从气候到天灾，乃至不乏人故。
宋仁宗为二苏推延“高考”？
公元1061年阴历八月，北宋国都开封的气候好像比早年更为酷热。盛暑蒸发下的街市不像《清明上河图》中那样熙攘，供给清凉茶汤的坊店中却流传着比气候还令人烦躁的新闻：风闻，朝廷公布了最新指令，由赵官家亲身掌管的本年度制科考试，本来应于八月中旬开考，却遽然宣告推延！坊间风闻，此乃圣上相信权臣之言的徇私行为，为一二人而延期考试。
这终究是怎样一回事呢？
这一桩“大宋推延高考”案，除了最高决议计划者宋仁宗之外，还牵扯进四位鼎鼎大名的北宋文臣：韩琦、欧阳修以及苏轼、苏辙兄弟。其间，韩琦是当朝宰相，二苏是应制的考生，而欧阳修是他们的引荐官。这一年，苏轼26岁，苏辙23岁，兄弟俩已在文坛扬名，正待于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高考试中大展拳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苏辙偏偏在此刻生了一场病，无法如期应考。
▌ 从左至右从上到下依次为宋仁宗、欧阳修、韩琦、苏轼、苏辙
史料没有记载小苏病倒的原因，或许与溽热气候下的流行症有关，或许是川娃子在京城不服水土，总归，在现已通过前面几轮考试的状况下，于此功败垂成，实在令人怅惘。这时，一贯爱才的宰相韩琦就站了出来，向宋仁宗进言，恳求推延考试。韩琦是这样说的：“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威。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
细品韩大人这番话，有点挟众望以令皇帝的意思。他恳求延考的理由并非忧虑优秀人才漏选，而是由于二苏的声望很高，一人缺席会影响我们的等候。这听起来有些强词夺理，奇特的是，仁宗陛下竟然就容许了。但皇帝考虑的或许不仅仅“众望”，还有韩琦自己的声威。
彼时，52岁的宋仁宗已在龙椅上坐了近四十个年初，作为宋代执政时刻最长的皇帝，他治下的国家可称“民富”，但不行“兵强”，在西北边境敏捷兴起的西夏一向让皇帝头疼。幸亏，有范仲淹和韩琦两位名臣轮番坐镇边庭，从“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歌谣中，即可知这两位国之长城的价值。既是长城，说话就有重量。范大人已于十年前在世，国有疑问总要仰赖韩大人。因而，宋仁宗乐于笑纳韩琦恳求延考的建言，既给老臣体面，也给新人时机，更坐实了自己宽柔仁善的人设，可谓三全其美之事。
多年之后，已成一代宗师的苏轼在与自己的学生聊地利，提起这桩往事，仍然口称韩琦之贤：在苏辙养病期间，韩琦还屡次派人上门探望，直到承认小苏身体无恙，可以集中精力应考发挥之后，才和皇帝商议重开考场。但苏轼并不以为这是韩大人对他们兄弟徇私照料，由于自此之后，宋朝例行的制科考试共同推延到了九月，避开了易生疾病的暑天，使得考生们可以在凉快时节健康应试。
可见朝廷做出一项准则性决议计划有多方面的考虑，苏辙的一场病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枚拼图罢了。
不过，苏轼说韩琦于他兄弟二人并无私情，这可未必精确。早在四年前，兄弟俩随父入京之时，年仅19岁的苏辙就曾作《上枢密韩太尉书》一文，表达对韩琦的敬仰之意。韩琦自己也是少年得志的文人，20岁即以榜眼之位敞开宦途，执政中一贯敢言。胆略兼备的小苏似乎让韩琦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而苏氏兄弟在著作中提出的文学主张，也与其时北宋文坛的诗文革新运动不约而同。在这次制科考试前，韩琦就曾和食客表明：“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这话传出去，公然有不少考生忌惮与苏家兄弟同榜竞考，所以“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
韩琦一句话，替巨细苏吓跑了不少竞争对手，又一句话，替他们争夺到了推延考试的恩荣，可谓兄弟俩的贵人了。但国家的考试准则，真能凭几句话就改动吗？
其实，北宋的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三年一考，有解试、省试、殿试三级，通过即为进士及第。制科又称御试，是由皇帝亲身掌管的最高标准考试，应试者必须由朝中大臣引荐，考期则依据国家的人才缺口而定，有时一年，有时“权停”，相对于常科，制科有必定自由性，参阅人数也远比常科要少。这次为苏辙延期的考试正是制科，影响规模较小，因而道理能容。二苏此前已在常科中登第，也取得了其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的欣赏，但吏部派发的官职让兄弟俩不太满足，因而又报名参与制科，期望在御试中取得佳绩。
那么，在这次较为弯曲的制科考试中，二苏的成果终究怎样呢？按照考规，兄弟俩先各自写了五十篇治国理政的策论，和同场考生一道通过六位考官的层层核选，才在御政殿前觐见皇帝，承受“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的策问。面临来之不易的时机，兄弟二人的体现却截然不同。
苏轼的发挥十分安稳，解题有方，答题到位，被评为最高档级——三等（按：由于一二等是虚列，因而三等实践相当于最高档），自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位列三等的只要苏轼和长辈吴育两人。试毕，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一时在官场与文坛都盛名如炽。
而苏辙就有些不按常理出牌了，他一点儿都没有感念皇帝为他延考的膏泽，在对策中直指仁宗为政无纲，早年的庆历新政功败垂成，近年的均税恤民之举都是花架子，“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最要命的是，苏辙还冲击了宋仁宗的私生活，说他“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喝酒，欢欣失节”，并一连列举了历史上六位耽于酒色的致乱之君，要求皇帝引以为戒。
23岁的小苏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据他后来说，这些论据实则 “闻之路程”，也便是坊间流言，但他就敢在这么重要的考试中对当朝皇帝做出毫不客气的指控。这在其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评审官中也分为两派，一派以为苏辙是以赤子之心言时弊，言辞虽夸大但忧国之心可嘉；一派则以为他答非所问，且相信流言，征引历代昏君来比方今上，实在有累盛德。
幸亏，宋仁宗不愧为仁厚开通之主，一句“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为苏辙的成果一锤定音。终究，苏辙位列四等，虽不及乃兄破天荒的三等荣耀，但也于名于实都收成颇丰，在秘书省入了职。考试结束后，宋仁宗不无欢欣地说：“朕今天为后代得两宰相矣。”
公然，三十年后，苏辙成为了宋哲宗的宰相。苏轼的宦途不如弟弟顺畅，却在文坛取得了更大成果，化身为我国文化史上的无冕之王。而这全部，与宋仁宗嘉祐六年那届被推延的制科密不行分。不知是兄弟俩的名望改动了这场考试，仍是这场考试改动了兄弟俩的终身。
▌ 宋哲宗像
科举屡次延期，原因多样
科举一制，从隋至清，历朝规矩不甚相同，但大体遵从三年一科、三级考试的准则，时刻节奏也差不多——头年秋八月由各当地府学举办初试（唐宋称解试，明清称乡试，也叫秋闱），次年春正月或二月由尚书省举办礼部试（唐宋称省试，明清称会试，也叫春闱），接着是皇帝亲身掌管的殿试。考试等级越高，牵涉的部分越重要，日期改变也越频频。
自然灾害是导致科考延期的一个常见原因。唐文宗太和八年（833）夏秋之际，各地解试已毕，但由于“虫旱相因，恐致灾荒”，尚书省决议直接撤销第二年春天的省试及殿试，用其时的话说，叫“权停贡举”，一时舆论哗然。
为什么一场当地性的虫灾能影响半年后在皇帝脚下的考试？本来，按唐制，每年秋末十月是各州府申送本地举子进京的时刻，因秋收受损，物力不迨，耽误了部分当地举子的行程。虽说下轮考试在次年春才开端，但举子们进京后有好长一套流程要走：觐见皇帝、拜谒先师、疏名列到、结款通保……还要留出攻书备考的时刻。因而，朝廷提早半年宣布停考的告诉并不夸大。好在后来唐文宗体恤到了举子们的心境，“念彼求名之人，必怀觖望之志”，所以“宁违我令，以慰其心”，下诏康复次年春闱，仅仅将考期推延了一个月，好等候那些在路上耽误了的国家未来栋梁们。
但并非每一届举子都能这样走运，假如国家遭受战乱兵祸，科考停摆的决议便是不行拯救的了。唐懿宗咸通九年（866），被史家称为“唐亡之祸基”的庞勋起义由西南一路席卷江淮，朝廷由于“久屯戎卒，比年飞輓，物力方虚，因诏权停贡举一年”，撤销了咸通十年的考试。诏令宣布之时，当年秋闱已毕，各地举子现已连续起程抵京，走到半路风闻来年春闱撤销，只好悻悻返乡。
这次停考对举子们的士气冲击不小。《和平广记》的“贡举”篇中，记载了一位卢姓士子的怨言。他来自偏僻州府，一路紧赶慢赶到了长安邻近，却接到停考的诏令，无法之下作了一首《东归诗》自嘲：“九重丹诏下尘土，深琐文闱罢选才。桂树放教遮月长，杏园终待隔年开。自从玉帐论兵后，不许金门谏猎来。今天霸陵桥上过，关人应笑腊前回。”意思是说，脱离家园进京时，本等候春闱折桂，谁知考试因兵乱撤销，只好在寒冬腊月就打道回府，家园父老都要笑话我。
不过，即使是和平时节，科举延期的状况也常有发作。尤其是需求最高控制中枢亲身掌管的殿试，常常要让坐落国家军政、祭祀、丧葬等大事。在考究“君为全国纲”的礼法社会中，国家大事一般等同于皇帝的个人行程，一些原因在今人看来啼笑皆非。
对此，明朝正德十五年（1520）的应届举子们深有体会。按照明中期的考规，二月会试结束，三月殿试开考，但贪玩的正德皇帝早年一年夏天就敞开了南巡之旅，现在正在扬州温柔乡中乐不思归，哪里顾得上京城里候旨的举子们？待到圣驾回銮，已是次年正月，伸长脖子期望经年的考生们却只等来了更为戏剧性的音讯——正德帝回京后不久即驾崩，国葬期间万事俱休，况且戋戋科举乎？所以，他们一向苦比及嘉靖帝即位后，才踏着五月的槐花走进了这届推延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殿试考场。
▌ 明正德帝
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事情会导致科考延期。比方，明朝洪武、建文年间，曾两次由于“日有食之”而推延殿试半月——古人以为日食是不祥之兆。天顺七年（1464），则因考场失火焚毁，会试推延了半年多，殿试则直接推到了次年。万历十七年（1589）的会试也发作了场所失火而延考的状况，那年的状元是后来的一代名儒焦竑，民间遂有“考场不失火，哪有状元焦”的说法。
▌ 明万历十七年状元焦竑未中状元时现已因其才名而为其时的知识分子所注重，图片选自《明代状元图考》
科举是“祖先家法”，改期其实不易
突发的天灾人祸会搅扰某一届科考的时刻组织，但在一个准则周期内，控制者往往会依据实在的状况自动更改试期，优化考试的节奏，以达到更高的取士功率。一朝百年之中，考期几变是常有的事。听上去并不难，改起来却挺费事。
在幅员辽阔的古代我国，交通问题是人们心中的老大难，也深刻影响着历代科举日期的搬迁。每一朝的皇帝都曾为开科时刻而头疼：在京城举办的两轮高档考试，需得等全国举子都到位后方能举办，但路程远近有别，怎样保证我们举动共同？
▌ 古时学子赴京万里悠远。冯晨清 制图
最灵敏的方法是各州县依据与京师的间隔，酌情提早本地解试的时刻。宋朝一开端便是这么做的，《宋会要辑考》记载：“祖先诸旧法，诸路州军科场并限八月五日锁院，缘福建去京师地远，遂先期用七月，川、广尤远，遂用六月。”偏僻地区比国家规则的八月先考完，提早申送举子抵京，用时刻换空间。这却是很人性化，但简单被钻空子。在户籍准则不甚完善的年代，有些心思奸刁的举子先在本地的提早场次考完，又赶去别州的稍晚场次冒顶别人再考一回，以期“多试之中，必有一得”，常常闹出官司。
所以，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朝廷开端使用另一种方法，共同全国解试时刻为秋八月五日——这也是我国科举史上初次对当地一级考试的日期做出明确规则，杜绝了使用时刻差做弊的现象，得到其时读书人的赞誉，如朱熹称之为“圣人干事”。已然秋闱日期共同，那么只能推延次年春闱的时刻，以照料偏僻地区的举子。省试日期从正月改到了二月，殿试则更晚，延至四月。
地舆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人力的问题。明末文臣朱国祯所著《涌幢小品》中有“殿试改期”一条，云：“旧制殿试在三月初一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发引，改十五日。至今仍之。然初一日太促，究竟十五日为妥。此虽人事，亦天意之相合也。”这说的是成化年间，由于太子丧葬，将原定三月一日的殿试推延到了三月十五日，而且尔后一向连续此一日期，是件适应人心的行动。
为何如此言之呢？按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准则，春闱每科取士百人，会试为二月初九，殿试为三月初一，从开国初年的状况看，这当然没什么问题。可到了明中期，文风日盛，每科取士扩至三四百人，而来应考的举子多达三四千人，每人考三场，答卷又满是陈腔滥调化的长篇大论，而考官却仍是明初规则的一二十人。正如朱国祯所言“初一日太促，究竟十五日为妥”，两轮考试间隔过近，很不利于人才的鉴别选拔。所以，成化帝将殿试后推了半个月，为会试的阅卷留出更多时刻，彻底改动了祖先法制。
但其实，祖先法制并不是那么好改的。同样是明代，万历年间曾有大臣提议推延会试日期，却只遭到了同僚的讪笑。提出改期的是一位乔姓御史，他担任监试时，发现有考生做弊，所以以“举子重裘以进，便于怀挟”为由，提出将寒天二月的会试改期至风和日暖的三月，这样考生们“用单夹衣，则宿弊可清”，没有夹藏小抄的时机了。
这听起来有几分道理，却被榜眼身世的东阁大学士李廷机一言怼了回去：“如此，则四月十五殿试，傥日暖，怎样操笔？又其甚者，不暴杀举子耶！”李阁老的意思是，你干事顾头不顾尾，会试从二月推到三月，殿试就得推到四五月，天热了怎样答卷，要是赶上大热之日，岂不是要晒死考生？所以“众哄然一笑而止”，提议也不了了之。
到了天启年间，又有大臣张凤翼著《会试移期议》一篇，旧事重提：“谓会试期，太祖定于二月，盖谓金陵南北之中，地在大江之南，得春为先……今建都北京，远三千里，宜移在三月。”从国都迁徙导致气温改变的视点，主张推延会试日期，并一连列举了“抄写无呵冻之苦”“归家无闸河舟运之阻”等五大优点，但也未能得到呼应。
直到清朝乾隆九年（1744），经御史范咸上奏，会试日期总算由二月改到三月，殿试也推延至四月中旬。十多年后，探花登第的大学者赵翼将这一行动评为善政，由于“远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无呵冻之苦，衣单无怀挟之弊”，其实和一百多年前明朝大臣们请改试期的理由相差无几。
来历 北京晚报·五色土|作者 李楚翘
修改：袁新雨
流程修改 刘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