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往往与饥馑与瘟疫相伴为伍，流散中发作瘟疫也家常便饭。但明成化六年辛卯至七年壬辰间（1470-1471），湖广荆襄地带为搬迁流散而人为形成的瘟疫盛行，却是一同十足的人祸。流散与明代的户籍制度相一直，既有颠沛流离的流散，也有久居多年，却没有黄册子相随的“流散”。其时荆襄地带的流散，也是这两类的调集。尽管鱼龙混杂，当地上有所不方便，但好像未至生乱。这时来了一位巡抚，却掀起了一场大风暴。这位巡抚叫杨璿，正统四年己未（1439）进士，也是一位老资格的官员了。但杨巡抚首要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宦途，对流散问题，作了骇人听闻的报告。
薛应旂《宪章录》
首要这是个过错的建言，由于流散中，有很多是从洪武时期就搬迁而来、乃至繁殖到了第三代的移民。但很不幸，这个过错建言没有在上报过程中得到质疑，反而获得了巡按御史薛承学的赞同，回馈到当地后，又得到湖广布政使司执政官员的赞同（明薛应旂《宪章录》卷三十三）。前史在总结时，我们发现原本有许多暂停键可按，而在进行中时，却似乎只需快进键。所以一项大规模的流散铲除举动开端了。
其时的举动分两种方式，一是派右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平定刘千斤的余党李胡子等作乱的流散；二是巡抚杨璿主导，将无户籍者一概遣送归乡或戍边。第一项军事举动，原本捉拿了为首者，以及一些喽罗后，也可间断的，但扩大化到了良善布衣：“有流散自洪武以来住成家业，多听抚当差，生子及孙，未及为恶者。兵刃加之，无分玉石，悉草薙之，死者枕籍山沟。”（明黄光昇《昭代典则》卷十八）军事举动视如草芥有所不免，但人数也太多了点。第二项行政强制搬迁，尽管也是恶政，但总不至于死人吧，但是，十分不幸，这次死的人比军事举动还多，由于途中发作了瘟疫。
黄光昇《昭代典则》
明戴冠《濯缨亭笔记》记载了这次瘟疫：“成化间无锡杨璿巡抚荆襄，恐流散为变累己，由于危言以动朝廷……流散居楚地已生子及孙矣，官司迫遣上道。时夏月炽热，民皆聚于舟中，不能寝处，气相蒸郁，疫疠高文，死者不可胜纪，弃尸水道，塞碍舟楫，哀号之声动六合。”（卷一）遣发流散，包含已久居三代以上的宗族，可见是实施一刀切的懒政，只需没有原始户籍的，一概遣送。而夏天舟舍狭隘，人群密布，导致了毁灭性的疫病传达。说遗弃在水中的尸身都堵塞了航道，不知是否夸大，但“哀号之声动六合”的悲楚，当是隔着故纸堆也能打击到人的逼真感触。
万斯同《明史稿》有杨璿传，说他处置荆襄流散，“留者著籍，去者资遣之”，即随移民之愿，留的人给户籍，去的人给旅费。这是区画有方，文明有序的现象（卷二百三十）。殊不知这是史家惯用的笔法，为人作传，只需不是悖逆大奸，一般都说好话，但会在他文中有所弥补表述。同稿《食货志》：“项忠、杨璿先后为巡抚，命令逐之，弗率者戍边，暍死疫毙不可胜纪。”（《明史稿》卷九十六）这就记了两位官员形成的枉杀与冤死。
但这次荆襄流散的灭顶之灾，最终却成了官员的德政碑，难以想象的是，作者仍是湖广人，天顺元年丁丑状元黎淳，时任翰林院左庶子。《平荆襄碑》录在其所著《黎文僖公集》卷九，据称，他是在回乡时，受官长、师友、乡邻之托，诚挚地为巡抚、总督等官员颂平荆襄之功：“总督公之雄才，总戎公之成算，巡抚公之力赞，就此大功，敢以碑铭请。”《状元图考》记有这位黎状元不入妓馆的佚事，说他“性淳朴，不事游冶”。作碑铭时的黎状元四十八岁，已不年青，当然不能称天真，或许描述他性情的“淳朴”，其实是“冥顽”的美饰之词。此碑铭虽录在文会集，但《明史稿》《明史》绝口不提，由于在其时，这碑铭就被人讽为今世“堕泪碑”了。《濯缨亭笔记》：“时有作‘大明平荆襄碑’以纪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堕泪碑。问其故，曰，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为之泣，今以暴政毒民而民亦为之泣，其堕泪虽同，情则异矣。”明人薛应旂《宪章录》、黄光昇《昭代典则》等，也都载此“堕泪碑”说法。无辜惨死者众的悲惨剧，刻成德政碑，也只能是“堕泪碑”了。
